細讀故事 深悟道理自覺做鐵規(guī)鐵紀的忠實踐行者 同志們：紀律嚴明是我們要傳承紅色基因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，今天，我就圍繞“細讀故事、深悟道理，自覺做鐵規(guī)鐵紀的忠實踐行者”。
細讀故事 深悟道理
自覺做鐵規(guī)鐵紀的忠實踐行者
同志們：
紀律嚴明是我們要傳承紅色基因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，今天，我就圍繞“細讀故事、深悟道理，自覺做鐵規(guī)鐵紀的忠實踐行者”這個主題，以講故事的形式，向大家匯報我對加強紀律建設的一些心得體會。共分享五個故事。
第一個故事：“興勃亡忽”的歷史周期律！（講明紀律重要性，領悟習主席如此重視紀律建設的深意，梳理習主席紀律建設的重要論述。）
1945年7月，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到延安考察，與毛主席探討如何跳出“興勃亡忽”歷史周期律，這就是黨史上著名的“窯洞對”，又稱“延安對”。毛主席問：“任之先生，這幾天通過你的所見所聞，感覺如何？”黃炎培直言相答：“我生六十多年，耳聞的不說，所親眼看到的，真所謂其興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，一人，一家，一團體，一地方，乃至一國，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力。大凡初時聚精會神，沒有一事不用心，沒有一人不賣力，也許那時艱難困苦，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。既而環(huán)境漸漸好轉了，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。有的因為歷時長久，自然地惰性發(fā)作，有少數(shù)演為多數(shù)，到風氣養(yǎng)成，雖有大力，無法扭轉，并且無法補救。一部歷史，政怠宦成的也有，人亡政息的也有，求榮取辱的也有?？傊?，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。”回顧歷史，我們會發(fā)現(xiàn)，確實是這樣，中國歷朝歷代，從大禹建立夏朝開始到滿族人建立的清朝，最長的朝代也就是處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交替的周朝（包括西周和東周），近800年，夏商屬于奴隸社會，時間相對較長，五六百年，后面的封建王朝，比較長的是漢朝（426年，包括東漢西漢以及王莽的23年）和宋朝（319年，包括北宋和南宋），其他的唐朝（289），明朝（276），清朝（267）都沒有超過300年。為什么都逃不開這個“興勃亡忽”的歷史周期律。細細分析，會發(fā)現(xiàn)，剛開始建國時的軍隊都驍勇善戰(zhàn)，紀律嚴明，訓練有素，戰(zhàn)斗力超強。等到執(zhí)政以后，尤其是執(zhí)政較長時間后，都逐漸松懈了，軍隊紀律松弛，訓練松懈，完全不具備任何戰(zhàn)斗力。最典型大家也最熟悉的例子就是清朝的八旗鐵騎。
大家看這張圖片，這是歷史上著名的“松景之戰(zhàn)”。1636年，孫傳庭和洪承疇基本平定了農(nóng)民軍，1639年明朝就調(diào)任洪承疇為薊遼總督，領王樸、楊國柱、唐通、白廣恩、曹變蛟、馬科、王廷臣、吳三桂八總兵，步騎13萬出關與清軍決戰(zhàn)。明軍的這13萬人馬不僅包括了遼東的精銳“關寧鐵騎”，而且是明朝九鎮(zhèn)抽出來的，參與鎮(zhèn)壓農(nóng)民軍的精銳之師，結果在松景之戰(zhàn)中明軍幾乎全軍覆沒，主帥洪承疇被俘。明末清初的史學家談遷就評價“松景之戰(zhàn)”說“九塞之精銳，中國之糧芻，盡付一擲，竟莫能續(xù)御，而廟社之墟矣！”可見，當時清朝“八旗鐵騎”的戰(zhàn)斗力是相當驚人的。但入主中原后，這支曾經(jīng)所向披靡的軍隊迅速腐化。順治初年，旗兵每月尚訓練五六次，后來次數(shù)減少，甚至流于形式。到康熙末年，所謂訓練，已是一團糟，毫無紀律規(guī)矩可言。外省駐防將軍及綠營提鎮(zhèn)，“出行則皆乘輿”，以騎馬為恥。上行下效，八旗士兵不斷腐化，潰爛。酗酒賭博，無所不為，更有甚者狂嫖濫賭，銀錢花光了，干脆把盔甲器械送進當鋪。晚清時期，無論是留在兵營里的“八旗子弟”，還是走向社會的“八旗子弟”，已經(jīng)“惟知抽鴉片，提鳥籠”。紀律如此松散，墮落到這步田地的軍隊，其戰(zhàn)斗力可想而知。清朝中后期，這支曾經(jīng)“橫掃千軍如卷席”的虎狼之師，卻連洪秀全的農(nóng)民軍都打不過，更別說守疆衛(wèi)國了。清政府只好以漢治漢，靠曾國藩的團練才平了“太平天國”之“亂”。待世界真正的列強從遠方地平線上出現(xiàn)時，“八旗鐵騎”毫無招架之力，更無還手之功。
我們再看看歷史上那些驍勇善戰(zhàn)的軍隊，哪一支不是以紀律嚴明，作風過硬著稱。被金兀術感慨“撼山易，撼岳家軍難”的岳家軍，宋高宗在詔書中稱贊其“紀律嚴明，秋毫無犯”。岳飛治軍名言就是：凍死不拆屋，餓死不擄掠。還有被譽為“16至17世紀東亞最強軍隊”的戚家軍，曾國藩的湘軍，李鴻章的淮軍等等，都離不開嚴明的紀律。（曾國藩這個人大家都熟悉，很厲害，毛主席，蔣介石對他的評價很高，研究也很多。他其實對建立軍隊，行軍打仗毫無經(jīng)驗可談，但為什么他的湘軍能為我們所熟悉？看看歷史，我們知道，曾國藩治軍重在思想紀律而不在技術性的訓練。他為湘軍寫的軍歌唱到：規(guī)矩要肅靜，有禮、有法、有號令。湘軍的《愛民歌》：三軍個個仔細聽……第三號令要嚴明，兵勇不許亂出營，走出營來就學壞，總是百姓來受害……全文以七律排列，共80條560字，是曾國藩1858年12月為約束屬下湘軍紀律所做。曾國藩本人就是修身養(yǎng)性、紀律嚴明的典范?！白龉僮龅么?，打仗打得好;學問做得高，治家有一套?！保?/span>
正如陳毅元帥概括說：紀律是軍隊戰(zhàn)斗力的測量器，又是團結內(nèi)部的輪帶和鎖鑰，紀律嚴明，共同遵守，人人生活都愉快，能做到各盡所能，千金散盡還復來?！皼]有紀律，我們會像散沙一般，被敵人一粒一粒，很快地踩碎。”
從這個角度，我們就能明白習主席如此重視紀律建設的深意。繼黨的十八大提出紀律建設后，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把紀律建設與政治建設、思想建設、組織建設、作風建設一起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，凸顯了紀律建設在黨的建設中的重要地位。他先后多次強調(diào)要嚴明黨的紀律，把守紀律、講規(guī)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，對違反黨規(guī)黨紀的行為，要以零容忍的態(tài)度堅決地予以嚴厲懲處。大家看，自十八大以來，在不斷積累實踐成果的基礎上，黨中央及時對黨的紀律處分條例進行了修訂，2015年10月頒布了新的《中國共產(chǎn)黨紀律處分條例》，十九大后又系統(tǒng)總結了管黨治黨的新理論新實踐新經(jīng)驗，對《條例》進一步修訂完善，于10月1日正式施行?！稐l例》全面詳細的明確了“負面清單”，確定了紀律底線，成為了“黨有史以來最嚴格的紀律”。
在這里，我也對習主席關于紀律和規(guī)矩的重要論述再作以簡要梳理。主要有7個方面：
①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。習主席講，黨要管黨、從嚴治黨靠什么管，憑什么治?就要靠嚴明紀律。加強紀律建設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治本之策，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，全面從嚴治黨，重在加強紀律建設。
②嚴明黨的紀律首要的是嚴明政治紀律。習主席強調(diào)，黨的紀律是多方面的，但政治紀律是最重要、最根本、最關鍵的紀律，遵守黨的政治紀律是遵守黨的全部紀律的重要基礎。
③嚴明黨的組織紀律，增強組織紀律性。習主席強調(diào)，黨的力量來自組織，組織觀念、組織程序、組織紀律都要嚴起來，不嚴起來，就是一盤散沙。全黨同志要強化組織意識，時刻想到自己是黨的人，是組織的一員，時刻不忘自己應盡的義務和責任，相信組織、依靠組織、服從組織，自覺接受組織安排和紀律約束，自覺維護黨的團結統(tǒng)一。
④創(chuàng)新黨內(nèi)法規(guī)制度，把各項紀律和規(guī)矩立起來。習主席指出，依規(guī)治黨，首先是把紀律和規(guī)矩立起來、嚴起來，執(zhí)行起來。黨的性質(zhì)、宗旨都決定了紀嚴于法、紀在法前，要把黨的紀律和規(guī)矩挺在前面，用紀律和規(guī)矩管住大多數(shù)，使所有黨員干部嚴格執(zhí)行黨規(guī)黨紀、模范遵守法律法規(guī)。
⑤使紀律真正成為帶電的高壓線。習主席強調(diào)，要提高制度執(zhí)行力，讓制度、紀律成為帶電的“高壓線”，使查處違紀違法問題制度化、經(jīng)?；?，使黨員、干部心有所畏、言有所戒、行有所止。
⑥抓住領導干部這個“關鍵少數(shù)”。習主席深刻指出，黨員領導干部要做學習黨章、遵守黨章的模范，要帶頭執(zhí)行黨的政治紀律，自覺維護中央權威，厲行工作規(guī)程，做到令行禁止，保證中央政令暢通。
⑦落實管黨治黨責任，強化監(jiān)督執(zhí)紀問責。習主席指出，要落實管黨治黨責任，增強管黨治黨的使命感和緊迫感，擔負起管黨治黨主體責任。要落實黨委的主體責任和紀委的監(jiān)督責任，強化責任追究。堅持有責必問、問責必嚴，把監(jiān)督檢查、目標考核、責任追究有機結合起來，形成法規(guī)制度執(zhí)行強大推動力。
第二個故事：為什么日本人敢于發(fā)動甲午戰(zhàn)爭？(講明紀律的生命力在于執(zhí)行。)
1894年（光緒二十年）7月25日，中日甲午戰(zhàn)爭爆發(fā)。這場戰(zhàn)爭我們大家都不陌生，因為它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。尤其是近年來，在國防大學的主導研究下，掀起了反思甲午戰(zhàn)爭的熱潮?！都孜缂孜纭贰都孜鐨懰肌贰洱埰靿嬄?--復盤甲午海戰(zhàn)》等紀錄片的播映，讓我們每一名中國人更進一步地走進了這場影響中日兩國走向的戰(zhàn)爭。
我在學習甲午戰(zhàn)爭相關史料時，一直在想，從當時軍事實力來看，應該說兩國相差不多，但大清帝國畢竟是老牌的“東亞霸主”，而日本只是一個“蕞爾島國”，為什么它敢于發(fā)動戰(zhàn)爭呢？
帶著這個疑問，我認真研究了相關史料。日本自明治維新后，走上了快速發(fā)展的道路，需要大量的資源，但其島國的局限性，使得他不得不把目光盯向地大物博，資源豐富的中國。我們大家在中學學歷史時，都對日本明治天皇這句話非常熟悉：開拓萬里之波濤，布國威于四方。可見，日本發(fā)動“征清”戰(zhàn)爭，早有籌謀。自明治維新以來，其就將擊敗清國作為其長期國策。但是，日本在發(fā)動甲午戰(zhàn)爭前，其高層對于是否摸中國這只“老虎”的屁股是心存忌憚的，意見分歧也比較大。我們來看一組數(shù)據(jù)：甲午海戰(zhàn)爆發(fā)前，海軍方面：清政府共有北洋、南洋、福建、廣東四只艦隊，大小艦艇87艘，魚雷艇24艘，總噸位83900噸，并且，北洋水師在甲午之前是公認的亞洲和遠東最強大的海軍力量；日本海軍編為常備艦隊和西海艦隊，共有艦船31艘，魚雷艇24艘，總噸位61373噸。陸軍方面，日本陸軍共有7個師團近7萬人。甲午戰(zhàn)爭中，日本動員了預備役，總動員兵力24萬，另有夫役15萬，派到中國和朝鮮作戰(zhàn)的兵力17萬多；中國方面軍隊名目復雜，很難找到確切的統(tǒng)計，但總數(shù)應有100余萬，即使舊八旗、綠營不堪一擊，有作戰(zhàn)能力的只占軍隊總數(shù)的三分之一，但也應該有30余萬。裝備方面：大體上日軍占優(yōu)，但并不是像許多人想象的那樣相差懸殊，一方面，當時日軍的裝備還遠比不上西方列強；另一方面，中國在30年的洋務新政中武器裝備也有很大的改進。中國陸軍武器最大弱點是種類、規(guī)格過于復雜，給后勤供應和實戰(zhàn)帶來很大困難。所以，從總體兵力和武器裝備方面綜合衡量，中日方面基本持衡。因此，日本方面有顧慮是完全正常的，萬一“偷雞不成蝕把米”，對日本的打擊也將是致命的。于是就派遣了一些人來中國“考察”。這些人來中國后，通過賄賂一些清朝官員，了解了當時中國的軍事實力，發(fā)現(xiàn)當時的清朝政府閉關鎖國思想嚴重，且對于西方的科技，充耳不聞，雖然有著向西方學習的勁頭，比如建立海軍，實行洋務，但是只徒有其表，表面上轟轟烈烈，其實并沒有什么實質(zhì)內(nèi)容。就像其著名的漢學家副島種臣所說：謂中國海軍之可慮，則實不足以知中國也。蓋中國之積習，往往有可行之法，而絕無行法之人；有絕妙之言，而絕無踐言之事。
